还欲检查纸包

作者:快3正规平台-中国史

教学不拘一格, 学生赞叹“常听常新,百听不厌” 民国文人中,黄侃以“黄疯子”着称。他在南京的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等学府任教时期,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名句逸闻多多,堪称当时“最另类的老师”。然而,为何在他的弟子们包括后来成为南大着名教授的程千帆的眼中,他仍然不失为一位使之“深受教益”的好老师呢? 绰号“三不来”教授,不肯循规蹈矩 黄侃,字季刚,生于湖北蕲春一个书香门第,自幼聪颖,7岁能诗。其父是朝廷二品大员,与张之洞交好,因为这层关系,黄侃被选派到日本公费留学,结果黄侃在日本生了“反骨”,加入了反清的革命党——同盟会。不过,黄侃的影响主要还是作为一个文人、学者。回国后,他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武昌高等师范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山西大学、东北大学以及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等学府兼职任教。 身为老师,黄侃却以不循规蹈矩、举止奇特着称。他和校方有“下雨不来、降雪不来、刮风不来”之约,因此被称为“三不来教授”。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、欲雪未雪时,学生便纷纷猜测黄侃到底会不会来上课,有人戏言“今天天气黄不到”,往往是戏言成真。 还有一次上课时间到了,黄侃却端坐在教员休息室里,迟迟不肯起身。教务处的老师闻讯前来请他,他只冷冷地说:“时间到了哦,钱还没有到呢。”原来是学校没有及时给他发放薪水。直到领到了钱,他才去上课。 对于校方和学生最看重的分数,黄侃同样不屑一顾。他在中央大学开设“语言学研究法”期间,用的课本是《文心雕龙》,而且他只管讲课,从不给学生布置作业。到了期末,学校催要学生们的期末考试分数,黄侃索性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——“每人八十分”。学校拿他没有办法,从此不再和他提分数的事了。 那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名流颇多,均是西装革履,汽车进出,最起码也有黄包车代步。黄侃却天天步行。一日下雨,黄侃难得去了学校,穿了一双木屐。课毕天气放晴,他用报纸将鞋包起,夹在腋下步出校门。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,见此公土里土气,便上前盘问,还欲检查纸包。黄侃二话没说,放下纸包一走了之,从此不再去学校授课。校长亲自登门,黄侃说:“学校贵在尊师,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,形同搜身,成何体统?荒唐!荒唐!师道沦亡,是可忍,孰不可忍!”校长再三道歉,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,均于事无补。 周作人曾说,“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,可是他的脾气乖僻,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,说起有些事情来,着实令人不能恭维”。而这些“怪异”行为,在黄侃的老师章太炎看来却是一种真性情的表现——“俾倪调笑,行止不甚就绳墨”,堪比魏晋风流,难能可贵。 黄侃在金陵大学兼课时,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很多,教室常常爆满。究其原因,还是这位“另类”老师教学时同样不拘一格,给“黄门侍郎”留下深刻印象。 黄侃极善吟诗诵文。他每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,就摇头晃脑地高声吟诵一篇,声音抑扬顿挫,煞是好听。后来当黄侃在上面念的时候,下面听课的学生也会情不自禁地高声附和。很多同学私下戏称这种独特的授课方式为“黄调”。 黄侃还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,畅谈学问,海阔天空,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。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,没有章法,讲到哪里算哪里,但又处处都是学问。当年曾是黄侃弟子,后来成为南京大学教授的着名学者程千帆曾回忆说:“老师晚年讲课,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,兴之所至,随意发挥,初学的人,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。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,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,深受教益……” 黄侃才华横溢,文思敏捷过人。有一次,有人请他代写一篇碑文,约好五六天以后来取。等一连过了4天,他都没有动笔。直到第5天,取碑文的人来了,他才让弟子研磨铺纸,并吩咐把纸打好格。格打好之后,他挥毫一蹴而就,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,居然一字不差。 更令人叫绝的是黄侃在课堂上对许多学者公认难啃的《说文解字》的讲解。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讲,追本溯源、引经据典、旁征博引、信手拈来,居然一不带原书,二不带讲稿,头头是道、口若悬河。有好奇的学生怀疑他所引用的经典论据,下课以后去查书,惊讶地发现居然一字不错、一字不漏,引得全体学生啧啧称羡。 有个学生替黄侃拿皮包时发现里面有本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,打开一看,惊奇地发现那本书页发黄的书上,“勾画圈点得太特别了”:只见书头蝇头小字,密密麻麻、挨挨挤挤、摩肩接踵。有朱笔写的,有墨笔写的,还有各种各样只有他自己才认识的天书符号。全书9353字,每个字都有他自己的讲法。对于别人的讲法,有的他肯定,有的他否定,也都鲜明地记在书上。据说,他对《说文解字》通读细研了5次,每一次都有新的体会、新的收获、新的观点。因此,每当黄侃去讲授《说文解字》的时候,每一次都不走寻常路,都有新的内容新的讲法。即便挑剔的学子们也承认说:听黄先生讲课,常听常新,百听不厌,真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。 治学严谨,令学生们无不佩服 “老师不是迂夫子,而是思想活泼、富于生活情趣的人。他喜欢游山玩水,喝酒打牌,吟诗作字,但是有一条,无论怎样玩,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……”弟子程千帆对老师的这番评价,揭示出性格狂狷的黄侃对学术的严谨与虔敬。 黄侃治学的严谨令学生们无不佩服。他所治经、史、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,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、页、行数,几乎没有差误,即便如此,依然不轻易为文。他常说,学问之道有五:“一曰不欺人,二曰不知者不道,三曰不背所本,四曰为后世负责,五曰不窃。” 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,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,煮海为盐,终无止境。作为一个学者,当日日有所知,也当日日有所不知,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,沾沾自喜,其实那所谓发明,未必是发明。 黄侃在南京九华山麓自建一屋,并将书斋名为“量守庐”,自号“量守居士”。“量守”典出陶渊明的诗句“量力守故辙,岂不寒与饥”,黄侃以此表达安贫守贱、鄙薄名利而潜心学术之志。“量守庐”中藏书充栋,达3万册,他坐拥书城,怡然自得。 对于读书和写书,黄侃有三句名言:一是读书前“要如一字不识人”,意即对书要存有敬畏之心,只有空腹以待,才能充分吸收。二是“五十岁以前不着书”,意即不到知天命的年龄,写出来的书,学问不精。三是读书人不能“杀书头”,“杀书头”是指读书只读个开头即放下。 据说就在去世前一天,黄侃仍抱病点毕《唐文粹补编》,并道:“我平生骂人‘杀书头’,毋令人骂我也!”他的学生在《季刚师得病始末》中记载其临终时情形:黄侃不断吐血,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,“乃稍稍入睡,昏卧喃喃若梦呓,多涉学术语”。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,没有逸闻趣事,是一大遗憾。但如果趣事太多,使人反而忽略了其学术,这对于以学问为人生追求的学者们来说,是最大的悲哀。而对于黄侃来说,最大的遗憾还不在于此。他曾发愿“三十不发文,五十不着书”,这在当时传为美谈。可惜,1935年10月,就在刚过了50虚岁生日不久,他却因饮酒而殁于南京。 一代鸿儒,英年早逝,令人扼腕。黄侃生前虽“不敢着书”,却照样成为海内外公认的“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”。在他那狂徒怪人的棉袍下,蕴蓄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学大师的风骨。而他门下出了不少着名学者,除了程千帆,还包括着名语言学家杨伯峻、潘重规、陆宗达、殷孟伦、刘赜、黄焯等,他们继老师之后,为中国语言学研究作出了诸多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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